台湾来鸿:高等教育改革,学生权利不能忘

- Author, 王超华
- Role, 台湾自由撰稿人
- Published
每年夏秋,是世界各地大学排行榜出炉的时候。去年秋季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排行榜,国立台湾大学(台大)进入前100名;今年八月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世界大学排名,台大排在101-150名次组。每次新榜发布,媒体都是一片庆贺之声,可是随后,又总会出现批评声浪,认为不应把排名看得太重。
恰在此时,一群高校学生联合举办了台湾首次《大学学生权利调查》的2010年评鉴报告和列表,不由令人耳目一新。他们不但召开记者会发布结果,组织相关研讨会,而且前往行政院教育部陈情,也给热衷大学评鉴的教部官员一个措手不及。
用投资促卓越?
台湾大约二十年前兴起大学扩建。如今名列政府网页的65所“一般大学院校”(不包括科技大学和技术学院),几乎有一半是在那时新增。高等教育的普及,密切了大学和所在地社会的关系,也为提升大学教育和科研准备了较好的条件。虽然如此,台湾教育行政机构在大学教改方面,似乎仍然欠缺理念准备。尽管这些年积极引进国际新思路,但总好像是在打拼经济,不象是在创新大学。
十年前开始的“追求卓越”计划,基本上是政府加大投资,并通过教学单位申报科研经费的方式实施。2004年,政府再度扩充预算,借以推动台大等顶尖学校进入世界排名前列。这就是备受诟病的“五年五百亿”的计划,也是媒体如今紧追各种排名榜的主要动力所在。
目前这个计划刚刚结束。不过,政府已经提出,要从明年开始第二期,还是每年一百亿,五年五百亿。针对外界对追求排名的批评,教部表示,以后将要以“绩效导向”,推动产学结合,促进产业升级,回应社会和产业需求等等。经济发展至上的思路,呼之欲出。
迄今为止的种种措施中,主导者眼光一直向上瞄着教授,向外注视国际;向下向内才能看到的学生,则始终被置于沉默服从的地位,校园生活完全不在“卓越”的考量中。这正是《大学学生权利调查》评鉴的背景。
大学为谁而办?
参与这次调查的学生,来自南北近十所高校。在相关社运团体的支持帮助下,利用暑假时间,设计了相当公正客观的问卷和统计模型。问卷内容分为学生自治、宿舍规范、学生权益、劳动权益、教育私有化、性别平等,以及校规等七大类。调查结果颇有些令人吃惊的数据。例如,校规一类里,“57%的大学在学生奖惩办法中仍将‘不得举行集会游行’列为惩戒项目之一”;“有38%的学校具有针对‘鼓动学潮’或‘鼓动风潮’的处罚条款”。
再如,调查发现,国立大学私有化趋势加剧。世界排名经常上榜、政府奖助规模最大的台大和成功大学,竟然是全台学杂费增涨最严重的学校,十五年间上涨了81%,而“这段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只调涨不到20%”。
报告的总论部分,将这几类现象联系在一起分析,认为这一方面是戒严传统与家长思维在学校管制中仍有其历史脉络;另一方面,又有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社会脉络,造成竞争加剧,私有化加速,公司式管理进入校园,压力转嫁到学生头上。这两种脉络相互交织,校园内威权时代的遗留体制非但没有削弱,反倒趋于强化。校方常常会从保护学校声誉和财源出发,限制学生在言论、集会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权利。长此以往,大学将沦为纯粹的职业培训所。
学生是大学校园的主体
其实,尽管具体科目和课程设置上曾经有争议、有改变,高等教育改革在台湾基本没有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,也没有多少族群或选举政治的阴影。最近宣布第二期“五年五百亿”计划时,教部官员声称要与第一期“无缝接轨”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政府心目中没有学生,是台湾的大学教改最严重的问题。
其实,台湾引以为自豪的民主转型,就离不开校园学生运动的薪火相传。从1970年代的保钓,到1990年代初期的野百合,以及前些年的野草莓,都不仅仅是校园里可宝贵的文化资源,也是台湾社会应当共同呵护的精神财富。如果因为计较某些学运参与者事后的路径而拒绝认可这个传统,受损失的绝不会只是在校学生。
不少历次学运的参加者,其实都没有忘记当年的激情和理想。他们脱离了政治人物的争权夺利,投身各种社会运动,并以同样的精神带动着一代一代学妹学弟。这次学生权利调查评鉴,就是校园运动仍有希望的明证。倒是各级政府执事,需要更新认识。大学改革,唱着“追求卓越”的高调,却将尊重保障学生主体性抛置一旁,忽视培养学生独立自主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公民精神,难免会引来缘木求鱼之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